《复旦金融评论》余淼杰对话魏尚进、鞠建东: 从RCEP到CPTPP,开启更开放的未来

发布日期:2021-01-07 06:49    来源:

RCEP的签订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并非终点。中国应以RCEP为基础,用更完善的国际规则推动国内改革。同时,加入CPTPP,将进一步提升中国开放的格局。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正式签署,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自贸区就此诞生。由此,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贸易区,以中国、日本为主导的亚太贸易区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贸易区,渐成“三足鼎立”局势。在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当下,RCEP不失为一种破局之举,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动力。“三足鼎立”之下,各方怎样从竞争走向竞合?中国如何以RCEP为基础进一步提升开放格局?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余淼杰,以“RCEP与中国对外经贸的新机遇”为题与《复旦金融评论》主编、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展开深度对话。

“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足独立”

魏尚进:目前,全球主要有三个贸易区:以美国为主导的美洲贸易区,以中国、日本为主导的亚太贸易区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洲贸易区。它们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但彼此之间并不独立。从商品贸易尤其是中间商品贸易流中可以看出,区域间贸易举足轻重,且彼此联系非常紧密。实际上,中美两国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美国位于上游产业链,以研发优势占据了美洲、亚太和欧洲等多地的上游产品市场。中国则是跨地区贸易的重要环节,比如在汽车、电子等行业,中国已经是很多跨国公司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同时,近年来,中国正逐渐改变产业链下游地位,随着中国科研水平的提升、产业链结构的调整,很多行业已经进入了上游产业链。

鞠建东:确实,“三足鼎立”不等于“三足独立”,而是“三足”的合作和竞争。如今的全球货币体系是美元主导。如果把全球货币体系比作一桶水,过去这桶水主要由美国一个“木桶”支撑,未来则要为这个体系引入更多的“支撑者”,其中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中国。这不仅需要美国有愿意接纳欧盟和中国的胸怀,还需要中国和欧盟具有足够的实力。在全球秩序变革的当下,这尤其需要中国具有健康的资本市场和开放的货币体系。在此情况下,中美双方的政界和学术界都已经认识到,我们需要竞争与合作,而不是打翻这桶水。

魏尚进:鞠建东教授以水为例,让我想到中国另外一个典故:三个和尚没水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GDP总量一度接近全球GDP总量的一半。在如此丰厚的“回报”下,美国当然愿意为维持世界秩序多做一些努力。但是,当前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019年,美国GDP约占全球GDP总量的24%,如果“收益”只有24%,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责任的意愿自然不如以前强烈。欧盟和中国紧随其后,2019年的GDP分别占全球GDP总量的18%和16%。“三足鼎立”局势下,世界经济也可能面临“三个和尚没水喝”的风险。

“对外改革,对内开放”

魏尚进:RCEP签署后,随着中国在世界贸易投资与金融方面相对地位的提高,在国际谈判及规则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也相应提高。许多国家都期待着中国的表现,因此我们要处理好国际和国内的关系。在中国过去40多年的改革中,一个重要的经验是对外开放往往是国内改革的推动力。这实际上是指国际规则是促进国内改革的动力。当话语权提高时,中国需要注意区别对待不利于自身和国际效率的国际规则,同时用更完善的国际规则推动国内改革。此外,在制定规则时要重视国际合作,中国要吸取美国过去使用世界经济领导权时犯的错误,着眼于长远的利益。

余淼杰:关于开放倒逼改革的问题,我们一般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八个字来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这固然是对的,但我个人以为应该反过来讲,当下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的第一点是要改革出口的目的地,要将目光从已经饱和的欧美成熟市场移开,积极开拓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第二点是要注意线上经济和线下经济的结合,过去我们主要发展线下经济,今后需要更加强调线上经济。第三点是改革贸易形态,应更多地考虑到服务贸易,扭转服务贸易逆差,这也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魏尚进:国内有许多自由贸易试验区,如海南自贸港。这些国内自贸区和RCEP之间有什么关系?在促进自贸区改革方面是否也有文章可做?

余淼杰:国内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现在已经有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在四个方面发挥作用:第一,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外资企业入境时享受国民待遇,然后按照负面清单决定投资的产业,法无禁止即可为。第二,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外资企业如果只到出口加工区投资,只进国境,不进海关,就不需要交税。第三,鼓励金融创新。金融具有杠杆放大效应,同时区域的创新实践并不一定适用于全国,因此未来仍有很大的创新空间。第四,推进减政放权。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报备,这是进一步推进政府“放管服”工作的表现。RCEP中涉及服务贸易、外国投资的准入、电子商务等诸多条款,促进了贸易的自由化和便利化。下一步我们可以通过对外开放来倒推国内改革,然后再通过国内改革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RCEP到CPTPP 

魏尚进:产业链之间的联系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对于RCEP的签订,我们也需要辩证地看待。一方面,RCEP的签订有利于成员国之间进一步打破贸易、投资、服务壁垒,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效率,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和收入。另一方面,RCEP也有其局限性。在全世界的产业链中,中国和美国都是重要的环节,任何排除了中国和美国的区域贸易投资协议都将面临效率的损失。RCEP的成员国中不包含美国——这一众多行业最有效率、成本最低的提供者,“取而代之”的是成员国里其他效率相对欠佳的国家,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扭曲。综合来讲,RCEP有益处,但我们要把RCEP作为长跑的中继站,以此在世界层面推进更多关于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的谈判,而不是把它作为终点站,就此止步不前。

余淼杰:首先,关于区域间产业链调整和转移,我认为从供需两方面来看,制造业回归欧美是不现实的。从供给角度来讲,欧美生产制造品的成本太高。从需求角度讲,欧美生产的制造品销往中国的成本也很高。不过制造业无法向欧美回流并不意味着制造业一定要留在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会逐步转移到东南亚或者更远的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我们文化相似,劳工成本也比较低。但中国的产业转移通常是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会提升劳动力需求,但在短期内劳动力供给无法快速增长,这将导致本地工资的上涨。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考虑成本更低、政局稳定的非洲国家。资本密集型产业则不一定会向国外转移,因为对资本密集型产业而言劳动投入不是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产业链的配套。中国可以考虑将资本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省区梯度转移。

其次,我非常赞同RCEP具有局限性的观点。对此,可以参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展。2005年,TPP签署时只有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个国家,影响力有限。但2009年随着美国、日本两大经济体相继加入,TPP迅速成为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RCEP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协议,并没有排斥美国的加入。同样地,当前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也没有把中国排斥在外,中国完全可以考虑加入CPTPP。

魏尚进:RCEP和CPTPP的规则有什么区别?中国如果要加入CPTPP,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与改革?

余淼杰:我个人认为CPTPP是比RCEP更先进、要求更高的自贸协议。简单来说,两者都聚焦于商品贸易,终极目标都是零关税,只是在推进时间的快慢和具体的统计标准方面有差别。中国的不足在于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方面,需要更进一步的开放和改革才能达到CPTPP的要求。尤其在把握知识产权方面,我国要协调自身经济发展,循序渐进,最终建立一个高规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针对服务贸易,我国应该更加积极地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尽快实现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转换,争取早日与CPTPP接轨,更加与时俱进地参与到全球开放的一体化进程中。

魏尚进:若以CPTPP为目标,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开放? 

鞠建东:金融服务领域的开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是金融服务的开放,主要涉及银行、保险、证券等服务。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宣布金融业要加大开放的力度,我国金融服务行业自此逐渐加快了开放的进程。

第二是资本市场的开放,主要包括双边投资、直接投资的开放,以及债券、银行存款、证券业买卖股票的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对这些领域的开放始终持谨慎态度,因为资本市场开放具有触发金融危机的风险,需要有序推进。最近一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开放的成果颇丰,但是在其他方面依然没有完全放开。例如,中国外汇额度上限是五万美元,超过这个界限则要走特殊申请程序。

我认为RCEP目前更集中于商品市场,未来发展服务贸易要更多地走向要素市场,而要素市场之于资本市场的开放至关重要。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可以考虑通过推进RCEP成员国家的资本市场开放来进行。比如,迅速推进双边投资,开放以各国货币计价的债券,推广“沪港通”模式等。在关注金融危机风险的同时,把金融改革作为开放的试点,在RCEP国家内部先行先试,积极促进亚太地区资本市场的连接。

魏尚进:RCEP的签订对中国而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事件,但这不是终点。正如余淼杰教授所言,中国应以RCEP为基础,早日从正面清单转换为负面清单,以负面清单作为促进改革的工具。同时,可以鼓励中国加入CPTPP,从而进一步提升中国改革开放的格局。鞠建东教授提到,金融改革需要循序渐见,并兼顾效率和稳定。可以考虑利用RCEP,把金融改革作为开放的试点。对此,我将其总结为“双轨制开放”,即提前对RCEP成员国开放,并增加开放内容,然后逐步转为全面开放。

*本文根据“复旦金融公开课”上的演讲综合整理,经作者授权发布

■本文选自《复旦金融评论》
■受访者:鞠建东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余淼杰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党委书记
■对话者:魏尚进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学术访问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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