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勛:移動支付如何改變經濟和金融

發布日期:2020-04-16 01:45    來源:

題記:本文根據3月31日國發院副研究員、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勛在數字金融系列公開課的演講整理。本講也是國發院在線公開課第四講。

如果將數字金融稱為一場金融革命,中國的移動支付就是數字金融革命中的革命。如今,中國的移動支付無論是用戶數、技術水平,還是交易支付額的增長,都已經走到世界前列。

移動支付是指用移動終端支付所購買的商品和服務,是第三方支付領域最主要的支付方式。第三方支付是指消費者在對購買的商品或服務通過第三方平臺支付,尤其是非金融支付平臺。第三方支付對應的當然是第一和第二方支付。我們一般把貨幣現金支付稱為第一方支付,通過銀行系統完成的支付一般稱為第二方支付。

目前常見的移動支付平臺,包括支付寶、微信支付、銀聯云閃付、蘋果ApplePay、拉卡拉、京東支付、快錢、平安壹錢包、華為支付、易寶支付。

中國移動支付實現跨越式發展

中國移動支付的發展歷程主要由支付寶推動,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2003-2004年,從線上交易到擔保交易。2003年阿里巴巴創建之后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幫買賣雙方建立信任。尤其是在中國當時社會金融體系很不健全的情況下,線上交易買賣雙方彼此不信任。因此,同年阿里巴巴推出支付寶用于擔保交易,支付寶承擔中介作用,解決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信任問題。

第二階段是2004-2013年,從快捷支付轉變到移動支付。淘寶在解決買賣雙方信任問題之后,發現線上交易增長依然緩慢,支付成功率低是主要障礙。因為當時要使用銀行U盾連接網銀支付,交易過程中需要多次跳轉,跳轉次數越多,支付者越擔心資金安全,也越容易導致交易失敗。因此,支付寶2010年12月與工商銀行合作推出快捷支付,無需U盾或網上銀行,只需在支付寶認證,提供銀行支付密碼就可以完成網上支付,線上交易成功率提升到90%以上。隨著智能手機出現、移動網絡普及,以及之后的二維碼出現,都大幅度促進了線上交易增長。

2013年6月支付寶推出余額寶后,中國的移動支付再一次實現跨越式發展。余額寶被稱為“會賺錢的錢包”,因為它本質上是貨幣基金,具有高流動性又能產生收益。余額寶的誕生也讓中國的數字金融進入起步階段。

第三階段是2013年之后,從移動支付向移動金融生態發展。現在移動支付提供的實時轉賬、財務管理、保險、融資、征信等金融服務,都是移動支付向移動金融業務的延展。

2013年之后,移動支付在中國實現了迅速普及和快速發展。截至2018年年底,支付寶和微信支付的全球活躍用戶數均在10億左右。大城市90%以上的居民將移動支付作為首要支付手段,其次才使用銀行卡和現金支付。從全球來看,2018年中國第三方移動支付的資金規模,年增長率達到58%,遠高于美國第三方支付平臺貝寶(PayPal)。

移動支付在中國得到快速普及和發展有三大原因。

一是智能手機普及和數字技術發展,使之具備了技術條件。從蘋果推出第一臺智能手機到5G時代,大數據、云計算、機器學習、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在此期間快速發展,并不斷和金融業務融合,為消費者提供了大量、便捷的服務。

二是相對寬松的監管環境。人民銀行2005年推出《支付清算組織的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主要是想把第三方支付的企業納入監管。2010年推出《非金融機構支付服務的管理辦法》提出持牌經營,主要是對第三方支付企業實行牌照管理,第三方支付企業如果不持牌照經營就是違規。盡管如此,在2015年之前,移動支付領域的合規成本、門檻都仍然相對較低,限制較少,并得到了央行鼓勵。市場大環境也鼓勵第三方支付企業大力發展以改善農村支付環境和促進中小微企業發展。

當然,寬松的監管環境也有負作用。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被概括為“一委一行兩會”加地方性監管組織。“一委”即國務院金融委,“一行”是人民銀行,“兩會”是保監會和證監會。中國的金融監管以機構監管為主,如果出現監管范圍之外的機構,會出現野蠻生長的現象,P2P平臺就是如此。為提高機構監管模式的效率、降低金融風險,未來要繼續推進監管框架改革,把機構監管轉向以業務為基礎的功能監管。

三是傳統金融在支付領域有效供給不足。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增長模式,主要靠投資驅動,投資主要來源于企業部門。中國的金融體系由銀行主導,尤其是以國有銀行主導,這有利于把有限的金融資源用于支持企業部門,為企業提供融資以及其他金融服務,但會導致面向居民的金融服務相對滯后。面對居民的財富管理需求,傳統的支付、轉賬等服務嚴重滯后,因此,居民的金融服務需求和供應之間存在缺口,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建設也因此相對滯后,消費者沒有形成信用卡支付的消費習慣。

2017年世界銀行關于各國信用卡滲透率的比較數據顯示,中國的信用卡滲透率才20%,日本、美國、英國、韓國都高于中國。這也是同時期美國沒有中國移動支付發展快的原因。美國已經建立了比較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消費者已經形成使用信用卡及金融服務的習慣。美國的信用卡多數都有保險和索賠功能,信用體系對失信有比較嚴格的懲罰措施。

但我們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移動支付的跨越式發展并不意味著我們能完全跨越信用體系建設階段。移動支付大獲成功之后,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還要跟上,完善的社會信用體系只會越來越重要。

移動支付帶來深層次改變

移動支付帶來的深層次改變,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移動支付改變了居民的支付習慣。2015年,移動支付金額已經超過了現金消費金額,2016年,移動支付金額超了銀行卡。我們出門只要帶智能手機,不再需要攜帶現金,不需要為購物準備零錢,也不擔心收到假錢。移動支付不僅節約交易時間、降低交易成本、促進消費,還改變了金融市場尤其是支付市場的格局。

二、移動支付促進創業和增加收入。對于沒有固定工作的家庭,比如只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由于移動支付的便利性,不需要準備零錢也不用擔心假錢,只需要二維碼就可以完成支付,可以促使他們開始從事個體經營活動。對于已經從事個體經營活動的家庭,由于移動支付降低交易成本、節約交易時間,同時促進消費需求增加,因此也能增加這部分群體的收入。

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研究顯示,在使用移動支付之后,從事農業生產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長到近3000元,單純從事農業生產的概率下降了12.7%,從事個體經營活動的概率提高了2.5%。同時,從事個體經營的家庭人均年收入增長超過4000元,繼續從事個體經營的概率增長了6%,不過對已經有比較大規模企業的家庭影響不太顯著。

三、移動支付提升了居民風險平滑能力。對于居民或家庭,影響福利最主要的因素是消費,而影響消費最主要的因素是收入,收入高低與消費多少成正比。收入多或者增長快,可以用來消費的部分就多,反之就少。

家庭的風險平滑能力就體現在家庭收入增長面臨暫時風險或沖擊時,如重大疾病、盜竊、自然災害等外生因素,采取措施使家庭消費不致受到太大影響。

如果能有更多的人分擔風險,或是自身抵抗風險能力增強,都會提高風險平滑能力。移動支付對此有明顯價值,因為移動支付有兩個基本功能,一個是低成本實時轉賬,另一個是高流動性并產生收益。在數字時代,人們的交往距離大大縮短,交往頻率提高,個人遇到風險或沖擊時,更容易通過社交軟件及時聯系親友,并通過移動支付平臺實時轉賬,從而獲得資金支持。如果是更大的風險,還可以使用微信朋友圈向社會尋求幫助,比如水滴籌等平臺。

移動支付帶來的低成本實時轉賬功能,既促進了居民對社會關系網絡的使用,也切實提高了風險分擔能力。

與此同時,2014-2019年的數據顯示,余額寶的收益率和銀行一年期存款相比,平均高出兩個百分點。余額寶和財富通里的余額已經幾乎相當于M1,即狹義貨幣供應量。當收入增長高時,把一部分錢投到余額寶或財富通這類產品中,當收入面臨負向沖擊時,可以減少或停止投入這類產品,使自己的消費不受太大影響。

總而言之,以移動支付為主的數字金融平臺,一方面提供了低成本、實時轉賬的功能,從而促進了居民之間風險分擔的能力,另一方面提供了高流動性收益的金融產品,從而提高了居民的自我保險能力。

對此,北大數字金融研究中心進一步研究證實,數字金融發展得更好的地區,居民人均消費增長率對人均收入增長率的依賴度和敏感性顯著降低。這表明數字金融的發展能顯著提升居民風險平滑的能力。

研究還將全國城市按發展程度從最低到最高用0-100分標記,同樣發現,家庭人均收入增長率下降1%,數字金融發展水平處于75分位的城市居民比處于25分位的人均消費增長率能高出4.8%。可見數字金融對整體經濟都有顯著平滑風險的效果。

當樣本分為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城市群體和農村群體,以及東部、中部、西部家庭,我們發現,農村相對城市、低收入家庭相比高收入家庭,他們從數字金融中獲得風險平滑的效果更顯著,這體現出數字金融的普惠性。

研究還表明,數字金融也提高了風險分擔能力。當一個家庭收入增長下降時,數字金融發展程度越高的地方,居民獲得外部轉移收入的概率越高。同時,數字金融發展程度更高的地區,當居民收入增長更快時,居民會持有更多的高流動性又具有收益的互聯網金融產品。這樣,當居民面臨負面沖擊時,會減少數字金融產品的持有量而不至于影響正常消費。

移動支付“走出去”

中國移動支付“走出去”的現狀,以支付寶為例,2018年底,支付寶的服務已經覆蓋了55個國家和地區的商戶,支付寶和當地合作伙伴合作開發了9個本地電子錢包,比如印度的ATM、泰國的圖馬尼等。

與此同時,中國香港和內地之間,中國香港和日本之間都已經實現電子錢包的跨境支付。還有一個現實需求是,在中國香港工作的菲律賓人比較多,在馬來西亞工作的巴基斯坦人比較多,他們有大筆跨境轉賬需求,傳統的跨境轉賬成本較高,時間也較長。支付寶利用區塊鏈技術,現在已經實現了從中國香港到新加坡、從馬來西亞到巴基斯坦的快速低成本跨境轉賬。

支付寶“走出去”的區域主要是歐洲和東南亞。北大數字金融中心在2018年針對包括新加坡、泰國、印度和孟加拉做過相關調研,主要觀察和分析移動支付為主的數字金融在東南亞地區的合作前景。調研發現,東南亞國家和我國加強數字互聯互通的需求很強。在傳統金融服務領域,多數東南亞國家和我國相似,傳統的金融服務,尤其是面對中小企業和低收入群體的服務供給嚴重不足,而當地監管部門對數字金融的發展持開放和包容的態度。

同時,中國支付企業在“走出去”時,已經形成新的合作戰略,即注重和當地企業合作,不謀求絕對控股,更注重本地化和技術共享。東南亞是“一帶一路”的重點地區,如果能實現中國和東南亞之間的互聯互通,更有利于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數字金融在加強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互聯互通方面是有力的突破口。

直面移動支付帶來的新問題

雖然移動支付帶來很多好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

第一,數據歸屬問題。在數字時代,數據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生產要素,擁有更多數據,企業就可以對用戶畫像,數據越多畫像就越精確,企業就可以提供非常有效的個性化金融服務。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數據擁有權問題,尚未有定論。我認為數據擁有權的基礎應當是保護用戶隱私。相信很多人接到過騷擾電話,就是數據泄漏隱私帶來的問題。

第二,新的不平等問題。在國內,我們已經可以很便捷地使用移動支付,但對于外國游客來說,他們由于不能使用這類移動支付服務,會感到不方便。

第三,新的壟斷問題。數字金融打破了傳統金融機構主導的支付領域,但是,大支付平臺很可能形成新的壟斷。比如支付寶和微信支付,市場占有率已經超過90%。人們需要思考如何應對新的壟斷問題。

第四,監管問題。大科技平臺基于移動支付不斷地向其他金融業務領域拓展,已經逐漸具有金融控股的平臺特征,推出的產品很可能具有跨機構、跨行業以及跨地域的風險。如何有效監管新型金融控股平臺也是監管機構面臨的重要問題。除了繼續推進監管框架的改革,還需要及時利用數字技術的進步,不斷更新監管技術,提高監管的有效性。另外,鑒于行為監管上還存在缺失,應當加強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保護。

王勛,國家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勛老師的研究領域為數字金融、金融改革、金融監管。

 


分享到:
辽宁体彩网-首页